主题：经济转型升级对劳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劳动与雇佣关系协会第9届亚洲会议将于11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由中国劳动学会和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共同主办， 主题是 “经济转型升级对劳动和雇佣关系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记者近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国际劳动与雇佣关系协会执委会委员、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曾湘泉。 　　记者： 我国承办这次亚洲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曾湘泉： 国际劳动与雇佣关系协会（ILERA）是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外围学术组织。 协会的宗旨是在全球相关学术机构中推动劳动关系研究， 目前拥有1000多名会员。ILERA 最重要的活动是世界大会，此外亚洲、 美洲、 非洲和欧洲分别召开区域性会议。2013年， 中国劳动学会加入ILERA， 成为理事会成员并应邀参加了第8届亚洲会议。 　　我国承办这次亚洲会议的主要目的包括： 　　第一， 拓展劳动关系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渠道， 直观地向世界展示我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成果。ILERA在国际劳动关系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个平台， 广泛系统地宣传介绍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法规政策， 改变在一些国际场合由于不了解或者误解而出现的简单渲染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等现象。同时， 通过交流了解国际劳动关系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为我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特别是为我国和谐劳动关系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第二， 体现我国对劳动关系理论研究和ILERA的重视。 每3年一次的地区会议和全球大会是ILERA 最主要的活动。 承办亚洲会议是对ILERA 最直接的支持， 能够体现我们对ILERA的重视。 　　第三， 搭建交流平台， 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开展劳动关系理论研究活动。 目前， 国内劳动关系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众多， 以劳动关系为主题的论坛、 研讨会也很多， 不同观点争论热烈。 国内许多专家学者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ILERA并参加其活动。 通过承办ILERA会议， 可以让世界了解我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际情况、 未来发展趋势， 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世界劳动与雇佣关系的实际情况。 这样， 可以将国内各方面力量聚集起来， 广泛交流，形成共识。 　　记者： 经济转型升级对劳动关系有什么影响？ 　　曾湘泉： 以技术革命助推工业转型升级， 推动从 “中国制造” 走向 “中国智造”， 同时化解过剩产能、 去库存， 在一定时期会带来劳动力市场压力。 这将对劳动关系造成冲击， 催生分散化、 碎片化、 个体化的劳动关系。 其实不仅中国，整个全球经济都在经历新技术革命，只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问题可能更突出。 （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传统的劳动关系以生产线生产为主要特征， 雇佣大量产业工人，工人的技能同质性和利益同质性都较高，使得企业和行业层面的集体劳动关系存在比较坚实的基础。 随着智能化技术和机器人的推广， 产生了大批新产业，如电子商务、 信息产业、云计算、物联网、 机器人制造等，必然替代大量低技能劳动力，造成产业工人跨行业、 跨职业的重新配置。 　　面对大规模的劳动力重置， 工会很难通过集体谈判来保护所有的转移就业工人。与此同时， 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上升。 高技能群体更加关注个人技能，对集体劳动关系的需求并不高。各企业在技术转型过程中的技术、 管理、 利润等差异较大，采取集中行动的动机和可能性必然会下降。 因此， 集中化程度高的集体劳动关系受到的冲击会很大，尤其是行业集体协商和地区集体协商受到的影响很大。 　　记者：新技术革命带来雇佣方式的转变，是否也会对劳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曾湘泉： 新技术革命将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这也是我国服务业转型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目标。它将带来大量个体创业、 自雇等更加多样的工作方式， 与此对应的劳动关系更加多样化、 模糊化。 　　比如， 互联网就业催生了大量自雇群体，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组织管理方式都不适用传统的劳动关系，甚至个体的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都难以适用。再如网约车司机，有人在其他企业工作， 只是兼职；也有人是专职，他们与网约车公司的劳动关系难以恰当界定。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使得雇佣方式和雇佣关系更加复杂多样。 以《劳动合同法》为基础，旨在建立、调整和稳定个别劳动关系的管理方式和以集体谈判为基础的集体劳动关系都不能完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劳动关系。必须顺时而变， 把握复杂多变形势下劳动关系的深刻内核，创新劳动关系管理。 　　记者：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关系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曾湘泉： 在技术革命和转型升级时期，劳动关系的重点工作是创新、完善劳动基准制度， 包括最低工资、工作时间标准及具有新特点的劳动基准制度。由于传统的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逐步分散化、个体化、 模糊化， 工会等劳动关系组织的影响力会逐步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实施大规模、单一标准集体劳动关系的难度较大， 即使实行， 其效率也是较低的。政府和工会应逐步转向制定符合不同工作群体特征的劳动基准制度，包括以往的最低工资、 工时等制度，还应包括新工作条件下的劳动基准，比如适合自雇就业、 网络就业等工作和生活环境非严格区分、管理松散的就业形式的劳动基准。 当然， 这需要新的探索和研究。 　　新时代条件下工会的组织产生方式和角色也需要变革， 要由工作场所和行政层级主导的组织方式，向具有共同利益、 不同特征群体的组织方式转换， 建立各种行业、 群体的工人工会， 如医生协会、 约车司机工会等。 　　在新形势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该更加注重市场调节。 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革命冲击下， 必然导致大规模劳动力跨行业、 跨职业重新配置。在这种条件下， 要降低交易和流动成本， 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要修订 《劳动合同法》 中一些不适合新环境的条款， 给予企业更大自由，提高企业雇佣、 解雇的灵活性，适当在解雇环节提高对劳动者的补偿， 同时对主要雇佣条款予以明确，降低模糊性， 以此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率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