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派遣的成因一：制度环境

　　 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升与相关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推动了劳务派遣用工在不同发达程度市场中的形成和发展(Oisen&Kalleberg，2004;Peck，Theodore&Ward，2005)。市场自由化集中体现在市场开放和整合程度的提升以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深入上。工业化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后，产品市场的开放性和一体化程度带动了资本与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资源流动的制度障碍在逐渐地弱化或消失，而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的波动性在显著增强。
　　 以美国和西欧等经济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为例，开放性经济政策、移民政策、放松市场管制及企业的自主用工政策等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别增加了劳动力与雇主的内部竞争压力和自由选择空间，从而为劳务派遣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条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派遣用工主要发生在芝加哥、密尔沃基等自由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产业资本的聚集推动了工业与服务业的共同发展，并引发了企业用工需求的结构性或数量变化;以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为主的移民，成为了派遣员工中的主要群体(Peck&.Theodòre，2001)。
　　 另外，积极就业与配套性社会保障政策能够与市场自由化政策形成有机互补，为市场进入者提供多元化的制度通路和资源供给，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经济主体的社会性职能压力。积极就业政策包括：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市场化事建立多层次人才开发体系，鼓励女性、老龄、残疾和有色人种等弱势群体就业;通过立法等途径鼓励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等内容。例如，西班牙等国家在承认了劳务派遣的合法性地位后，从事派遣用工的劳动力规模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提升，并显著地超过了正式雇佣的增长速度。
　　 同时，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备性可以体现在保障程度和享有者的范围上，这将直接影响到企业使用劳务派遣用工的经济性成本，以及劳动者选择工作模式的机会成本。例如，在北欧和新加坡等高福利国家，拥有正式公民身份的劳动者退出正式的雇佣体系的成本很低，健全的社保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其退出风险。企业经常依赖于派遣用工等非正式雇佣模式，以弥补正式员工退出所造成的空缺，而劳动者、则普遍反映出参与非正式就业的主动意愿(VanDyne&Ang，1998).然而，在美国等社会保障职能相对虚化的制度环境中，企业选择劳务派遣的动机可能是出于降低员工的长期福利;相应地，以从事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工作为主的边缘化劳动力群体,对劳务派遣则体现出更多地被动接受(Olsen&Kalleberg，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