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升级为时尚早

　　从2008年年初开始，中国的广东省就带头调整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是随后而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得华南地区大批出口加工型企业关门停产。2009年春节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特别派出了调查分队对几个农民工输出大省调研，推算出两千万农民工失业。调整提高最低工资也就鲜有媒体提及。2010年春节前后，形势出现“大逆转”，很多华南地区的工厂接了单，重开了厂，但是却雇不到人，于是“劳工荒”又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调整提高最低工资又重新被提起，一直到今年6月，富士康、本田最终以加薪暂时解决了各自的问题后，“加薪”就成了“万能药”，“万金油”，谁用谁好使。
　　
　　 6月初，中国发改委开会，表示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随后有14个沿海省市调高了最低工资，平均幅度在10%以上，有的省份调整幅度超过了20%，很多从7月1日就开始施行。
　　
　　 为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找“合理”理由的大有人在，支持的人大都认为“‘刘易斯拐点'来到，加薪顺理成章；更重要的是，加薪可以‘倒推'产业升级，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整体收入从而扩大内需。”
　　
　　 这个逻辑很荒谬。
　　
　　 人为加薪不会“倒推”产业升级
　　
　　 在自由竞争市场，工资由什么决定？是政府官员一拍脑门子就给个数么？肯定不是。是老板想怎么剥削就怎么剥削？也不是。虽然就整個中国而言，垄断和政府调控的企业常见，但单以华南制造业来说，竞争是自由和激烈的。在这个自由竞争市场中，工人的工资是由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
　　
　　 既然是这样，加薪不加薪就应该由市场调节，政府立法加薪是好心办坏事。如果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不提高，人为加薪的结果就是这些边际生产力达不到工资水平的工人失业，工厂关门而不是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和加薪谁因谁果，谁先谁后，不能凭空想象。
　　
　　 产业升级不适合中国现状
　　
　　 一说到产业升级，大家想到的就是引入高科技，做高劳动力附加值产品和行业，做名牌。但是什么是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基本上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须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或营运资本,很多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也不一定盈利。例如做名牌，所需的推广和维持品牌的成本远高于一般人的想像。即便是名牌老大LVMH的2009净营运利润率(netoperatingmargin)也不过是11.6%，而Hermes是15.8%，比中国制造业的高一些。但这都是百年老店，经历磨难，淘汰了万千对手，才有今天的成就。如果计算打造品牌的成本，那就更没有什么钱可以赚了。半导体被认为是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但它的竞争更是激烈，连年亏损并不少见。同样被认为是劳动力附加值行业的科技类消费产品，也不见得很好，比如索尼的净营运利润率只有0.18%。
　　
　　 中小企业需要资金扩大生产或者引进技术是对的，但是首先就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钱从哪里来？从银行贷款，要不就要抵押，要不就要担保，中小企业厂房是租来的，怎么抵押？又不能像大企业那样互相担保。到地下钱庄贷款，利息要20%，小企业怎么负担？相反，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这对“夫妻”钱都是共有的，放在哪个兜里不是花啊。国企钱多得花不完，私营小企业贷点儿款特别难，就是中国企业生存的现状。
　　
　　 　　现有情况下，如果政府非要搞产业升级，做高劳动力附加值产品，做资本密集型产业，那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要发展什么行业就给什么行业拨款，这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还会滋养“权力寻租”的土壤。让最熟悉市场的人做决定才是正确的选择，而离市场最近、最熟悉市场的人，就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另外，企业引进技术，就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来运用技术生产，但是目前中国农民工基本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要想组织培训，提高素质，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而且培训还是需要资金，企业解决起来不容易。
　　
　　 “劳工荒”并不能代表中国劳动力的现状
　　
　　 还有人认为加薪是必然趋势，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人口红利，年轻农村劳动力人数在不断减少。
　　
　　 的确，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是在老龄化，45.7%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年龄在41岁以上，而年龄在15－24岁的年轻农村劳动力的增长放缓。但即使年轻农村劳动力的增长在放缓，总体供给数量还是要高于十年前。
　　
　　 而且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一点儿都不缺少农村劳动力。从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来看，中国有大约5.3亿的农村劳动力，其中有70.8%从事第一产业，而贡献的GDP只占总GDP的11%，这也就决定了农村人口收入只是城市人口收入的三分之一。24%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半数以上是从事第二产业。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金融运行报告》，2009年外出务工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1,714元，而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1,080元。
　　
　　 劳动力为什么都“窝”在农村？很多有了家庭的农民工，宁愿留在家乡过清苦生活，也不愿意举家搬迁，因为如果举家搬迁，他们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户口没法解决，子女上学就是个问题，全家也没有社会、医疗保障，成本太高。
　　
　　 所以，中国缺的是保障农村劳动力家庭移动的制度。只有健全制度，让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市场“活”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不应该放弃传统产业。不能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司于司长说的那样，“那些靠低层次，粗放型的，仅靠外包，靠劳务费过日子的企业，生产一双鞋赚十美分的，该转移就转移吧。”中国还有5亿农民等着进城、就业，就算是全世界的鞋子和拉链都到中国生产，数量也不多。原料加工有什么不好？解决就业，创造利润，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的就是这些私营企业。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目前还不能转向高附加值、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还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
　　
　　 如果中国真的发展高劳动力附加值行业，那么在这些行业找到工作的工人和得到政府发展相关行业补贴的商人会有钱赚，但是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47%，城乡贫富悬殊，这种只让一小撮人获利的政策是否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呢？
　　
　　 更重要的是，引用北大姚洋教授的研究，要扩大内需，中国必须要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解决这些新来城市的人口的就业问题，就是经济改革的重点。在中国还有大量待就业人口、资金又不多的情况下，扭曲市场来发展所谓的高劳动力附加值工业，实在令人费解。
　　
　　 相信市场调节的力量，不搞法定加薪，并不是说政府不能插手。政府应该把力量用在该用的地方。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年龄的增加，政府应该实施配套政策，让农村家庭劳动力市场“活”起来，让农民工在消除儿女教育、社会、医疗保障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自愿举家搬迁，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从政策上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小银行，在资金上支持中小企业。而把所有资金都给大型银行、然后再贷给国有企业的做法，并非创造就业和平衡经济增长的好方法。
　　
　　
　　 （注：作者王泽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