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叶明华）“上半年我们受理的仲裁案件达到了23785宗，同比增长了243%，下半年势头有增无减，预计全年的案件将比去年激增三倍以上。”昨日，记者前往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院调查时发现，时近年末，再加上金融风暴的影响，深圳今年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增幅大大超过了往年，一些案件已经排到了明年3月份。

从申请到仲裁，至少要等3个月

“我只想要回一千元的欠薪，但工作人员却说要三个月后才能开庭，太折腾人了。”记者在仲裁院窗口碰到了正在申请劳动仲裁的陈先生，他原想着尽快拿到欠薪，然后在春运高峰到来前回家再找一份工作，但漫长的仲裁等待期却让其进退两难。

“没办法，案件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已经动用了所有的人力加班加点，想快也快不了。”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院副院长曾虹文见到记者时同样心急火燎，一个劲向记者“诉苦”：劳动争议受理量从去年年底就开始急剧上升，今年头9个月，全市受理案件38807宗，涉案人数达到14万多人，而去年全年才13388宗，涉案人数也仅57512人。

“预计今年全市的劳动争议案件将比去年增长3倍，现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案件晚的已经排期到明年3月份了，最早的也要到明年1月份，每天都有人来我办公室‘骂街’。”曾鸿文说，面对案件激增的态势，仲裁院已经全力挖潜，目前深圳全市有仲裁员约200人，按规定，仲裁员一个月办4个案子，而现在深圳的仲裁员一个月办12个案子，正常情况下一个星期的时间出一份裁决书，但深圳的仲裁员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就出一份裁决书，每周开三次庭，一些基层劳动部门的仲裁员，还身兼劳动监察、信访等数职，案多人少、人员严重不足的状况十分突出。

金融风暴加剧劳动纠纷

年初两会期间，还有年中统计数据出台时候，本报都曾对深圳劳动仲裁案件出现“井喷”的新闻进行过报道，并对此进行过追踪，遗憾的是，案件“井喷”的态势并无消减，反而愈演愈烈。据曾虹文分析，导致案件激增的原因主要来自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经济形势的变化。

法律上，2006年10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大幅放宽了劳动者追索包括加班工资在内的劳动报酬的诉讼时效，员工追索二年以上加班费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尤其是为追索加班费而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重特大集体劳资纠纷急剧上升。此外，《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也带来了一些新型的劳动争议案件，如一些员工采取拒签劳动合同方式要求企业支付两倍工资；部分企业为减少经济补偿金等支出而改变工资结构，变相降低员工工资等新型劳动争议案件的出现，增加了案件的数量，也增加了案件办理的难度。而深圳从今年2月开始对劳动争议仲裁实施免费，使得企业、员工维权实现了“零成本”，这也是导致案件激增的原因。

经济上的原因，则主要来自金融风暴的影响。“年初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一些小型加工企业外迁，引发了不少劳动争议案件，而进入下半年以来，由于金融海啸的影响，国外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对我市的外向型企业冲击较大，更是导致案件急剧冲高。”曾虹文预测，就算经济情况好转，劳动争议案件激增的情况明后几年仍将继续，因为按照深圳的劳务工人口基数计算，深圳每年的劳动争议案件将维持在3万宗的高水平。

建议：依托街道完善基层调解机制

如何才能尽快清理存案，提高劳动争议仲裁的效率呢？曾鸿文认为，增加人手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按深圳每年3万宗劳动争议进入劳动仲裁程序，每名仲裁员每年平均处理80宗案件，每5名仲裁员配备2名书记员来来测算，则深圳全市仲裁员队伍应保证在400人以上，书记员队伍保证在150人以上，这意味着深圳目前的仲裁员人数必须翻一番才能满足要求。

除了增加人手以外，曾鸿文认为，还应给对现有的调解仲裁机制进行调整，将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立案与调解职能分开，分设立案庭、调解中心，立案庭专司立案，调解中心除从事调解工作外，还负责全市各街道的调解员的业务培训与业务指导工作。此外，还要改革仲裁院审理机构，分设普通审理庭和社会保险庭，增设小额劳动争议审理庭，负责处理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先行裁决与先予执行案件。

调整机构职能可以对劳动争议实现横向分流，而在纵向上，曾鸿文认为，还应加快特区内四个区劳动仲裁实体化建设，在四个区分别成立仲裁院，而借鉴南山区劳动局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联调网络的经验，依托现有街道劳动保障平台，也可以加强基层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基于行政成本节约的原则，可建议赋予街道劳动保障机构调解劳动争议的法定职责，在每个街道增加2至3名工作人员，专司劳动争议的调解工作。以调解成功率在30%来估算，这部分新增力量一年可有效处理约15，000宗劳动争议，这样一来，就能够对减轻市级仲裁院的压力，加快案件处理速度。”曾鸿文说。